写作是比“成王败寇”更残酷的事 我就是这样踏上了写作之路

写作是比“成王败寇”更残酷的事 我就是这样踏上了写作之路， 

写作是比“成王败寇”更残酷的事

▌袁远

《吾儿吾女》 袁远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关于《吾儿吾女》这部小说，我曾写过一个创作谈，再来说点什么，实在叫我绞尽脑汁。有人说，写完一部长篇，要说的话应该很多啊。是啊也许。问题在于，我历来是个不善言谈者。我以为写完一部小说，作为写作者的活路就结束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做的，无非默默祈祷有读者能够读到它，愿意花时间读它，如此而已。

还有一个原因，也使我对再谈《吾儿吾女》的创作心怀踌躇。作为一个多年写作小说的作者，有句老实话我得在这里讲出来：写作，是一件比成王败寇更残酷的事情。在其他领域，不能成王，尚能成“寇”，某种意义上，皆为传奇；而写作，若成不了王者，那就几乎什么都不是。写作世界里从无比赛，作家与作家之间，从不存在对抗、打擂这样的“肉搏”。可是事实就这么残酷，无有擂台，却有淘选，时间留下的，历来都是“王者”的作品。“王者”的练就，才华、勤奋加必要的运气。文学史上不乏一些天才作家，少了几分运气的加持，也惨遭当时和后世的忽视。至于其他作家，不管多么虔诚地希冀能有作品流芳后世，也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心愿罢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白个人才华的天花板，清楚自己作品的未来命运，为什么还要写？

除了固执（我相信，每个坚持写作的人，都自有一份不同寻常的固执），写下去当然有其“非写不可”的理由，按契诃夫的精彩说法，“大狗小狗”都应当叫。世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契诃夫如此说，小狗不必因大狗的存在而自卑，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并且要大声地叫，“就按上帝给的嗓门叫好了”！

事实上，抛开“王者”不“王者”的功利之谈，“小狗”的声音同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诚挚的作品，总能让阅读“不虚此行”，是陪伴，是拥抱，是对话，是沉思。这就是文学的魅力，这也是文学写作的意义。

我不是想借此暗示自己的作品怎么样，没那个意思。我想说的是，既然“小狗”有发出叫声的理由，那么我就打消踌躇，为新出的这部长篇《吾儿吾女》，再说几句。

多年来，我写作的目光始终投向普通人，那些内心困顿、麻烦不断的人，那些神经质的无所适从的人，那些“失败”却无人在意的人，那些沉默寡语或表达“失调”的人，等等。这是我对文学一直怀有一个执念：我坚信，文学拥有上帝之眼。

这样一双神秘、悲悯之眼的注视下，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再无建树的无名之辈，都不该被忽视、被遗忘。我曾在一封信件里这么说过：作为一个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小说写作者，我希望为都市里那些“无名无姓的大多数”“没有炫目光芒的大多数”“形象模糊的大多数”画像，让他们在作品里成为被人关注、被人理解并引发共鸣的“那一个”。

当然，偏向小人物的写作有它的局限，我清楚这一点，这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不多赘言。

还是说说《吾儿吾女》。这一次，我让一群家长，主要是一群三四十岁的妈妈以及她们十二三岁的孩子，登上主角之位。

为什么是他们？家长，为人父母者，我们生活中太常见，常见到左右逢源，抬头不见低头见；常见到一茬一茬，生生不息，永在“更新”；小孩也是如此。可能正因为此，他们的故事，不曾被“集中”书写，“专门”地对待，哪怕众所周知，在中国做一个学生的家长，那是要掉几层皮的；在中国做个中小学生，真是太不容易。

这群人的故事，确切地说，家庭教育背景下的父母和孩子的故事，多年前我就有心想写。有此意愿，我不是冲它是个热点题材去的，我只是认定，这样的故事，值得去写。

认认真真写出几个家庭的“内部生态”、几对父母和子女的故事，写他们的内心风暴和波澜，写亲情世界的山高水长和山环水绕，写疼痛、焦虑中的谅解和真爱，这是我写作的初衷。

为这部小说，我准备了多年。虽有多年准备，开始动笔后，依然数易其稿。难点不全在于，如何塑造几个有代表性的家长、孩子以及家庭，更在于，写作时以怎样的“立场”，去面对这样一群无论在性格、能力、格局，还是在人生经验、内在诉求和生活情调上千差万别的家长们，同样的，还有那些性情相去甚远的小孩们。懂得写作的人都知道，作者再怎么主动地有意识地隐藏自己，落笔的轻重，素材的取舍，节奏的快慢，细节的收放，都会体现你的“立场”，也将最终决定作品的呈现。

数易其稿之后，与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深切共情，沉浸到每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灵魂世界，理解他们的一言一行、一喜一怒，成为我在最后一稿，相对行云流水地完成这部小说的神秘能源。

这是我迄今为止人物最为众多的一部小说。写作的感受是，作为写作者，你既要霸道又不能太霸道，得让人物自己说话，让文字决定自己的走向，但你也不能过于任意，否则纷杂的事件不会编织出应有的经纬，驳杂的碎片不会自动拼接为一块结实的大陆。

作品完成，小说家的任务终结。最后我想说一句，当作品中的人物在我笔下的世界里爬坡上坎，跋山涉水，走过漫长之路，终于可以坐下来，远眺地平线的时候，我但愿吹过他们身上的风，能让阅读的你，心有感触。


我就是这样踏上了写作之路

原标题：我就是这样踏上了写作之路

1997年,贾雷德·戴蒙德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版,一炮走红,赢得了1998年的美国普利策图书奖。今天,戴蒙德在书中描绘的人类历史的车轮仍在前行,现代文明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却早已远超枪炮、病菌与钢铁所代表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困境。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核武器和资源枯竭的威胁时,仍然可以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宏大人类历史叙事中寻找答案。中信出版集团近日推出《枪炮、病菌与钢铁》新版本,不但对译稿进行了全面增补与校订,还特邀戴蒙德亲笔撰写中文出版序。本文为序言选摘,以飨读者。

我的母亲是一名钢琴家、语言学家,还是一名教师。在她的教育和帮助下,我从3岁开始识字,从6岁开始学习弹钢琴,从10岁开始学习英语语法和散文创作,还在11岁时学习拉丁语,在16岁时学习德语。我的父亲是一名医学家,他帮助创建了小儿血液学(儿童血液疾病)学科,还帮助建立起美国血库系统。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科学产生了兴趣。我的父母都不是观鸟人,我自己喜欢上了鸟类,从7岁就开始观鸟了。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每当有人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我都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名像我爸爸那样的医生。”直到我在哈佛四年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我才意识到我不想行医,我真正想从事的是科学。因此,我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去医学院就读(我当时已经申请并被录取了),而是在毕业前几个月改变了计划,决定攻读生理学这门实验室科学的博士学位,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身体机制。

为了完成博士期间的研究,我来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在欧洲生活了四年。我在剑桥大学博士实验室的研究是关于胆囊的。1962年,我从欧洲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职。1966年,我搬到洛杉矶生活,在加州大学任职,我之后的职业生涯都在这里度过。我的工作是继续研究胆囊,同时为医学生讲授医学生理学的课程。

但是,我逐渐发现我被寄予了将余生奉献给胆囊研究事业的期望,不安的感觉与日俱增。因为在此之前我把我大段的人生用在了更广泛的兴趣上,包括钢琴、语言、历史、鸟类,所以把余生用来研究胆囊让我感到太受限制和束缚。因此,1963年,我与一位同我一样爱好探险和观鸟的大学同学,一起策划了一场前往秘鲁这个南美国家的旅行,去攀登安第斯山脉的高山,观察亚马逊盆地的鸟类。第二年,我和我的朋友又组织了一次旅行,去澳大利亚以北的热带大岛新几内亚岛研究鸟类。

在第一次新几内亚岛之旅后,我又去过31次,都是为了研究鸟类,以及(坦率地说)向新几内亚岛岛民学习。我很快就遇到了一个矛盾:为什么聪明的新几内亚岛岛民仍在使用石器工具而不使用金属工具,而我这个在丛林中自己找不到路也不会生火的愚钝美国人,却作为带来金属工具、文字并征服新几内亚岛的欧洲社会之代表来到此地?从新几内亚岛岛民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养育子女,如何预知危险,如何领导他人,还学会了许多其他东西。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新几内亚岛上鸟类的研究发展成为我在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方面的第二职业,这比我对胆囊的研究更让我在科学界为人所知。

随着第二职业的起步,我开始在两个不同的科学领域(生理学和鸟类学)撰写学术研究论文。但我所有的论文都是学术性的,只有科学家能读懂。至于其他方面的人类知识,我只能阅读,不能认真思考并写出点什么。我在学术性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几乎用不到我从母亲那里以及从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文学中学到的向广大读者传达想法的技巧。于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杂志撰写面向大众的短文,讨论人类的经验,内容与胆囊和鸟类都不相关。

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两件事,让我从撰写面向大众的杂志短文转而撰写面向大众的书。第一个事件出人意料,我接到一通麦克阿瑟基金会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他们已经决定给我一份为期5年的奖金,资助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那天接完电话后,我一整天都非常兴奋,但从第二天起,一整周都情绪低落,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意识到这通电话实际上是说:“贾雷德,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们给你5年既有自由又有报酬的时间,希望你好好利用这一自由,做点重要的事情。你的人生到目前而言,都在撰写关于胆囊和新几内亚岛鸟类的学术论文,没能发挥出你的潜能!”

第二个事件是我和玛丽的双胞胎儿子马克斯和乔舒亚在1987年出生。在他们出生前,每当人们谈论到未来某年比如2050年地球可能会面临的灾祸,我都觉得不真实,因为我出生在1937年,意味着2050年这样遥远的年份其实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不可能活到那时。但是,2050年到来时,马克斯和乔舒亚很可能还活着,处于人生的巅峰时期,还能活好几十年。他们的人生,以及2050年世界的模样,都不是胆囊和新几内亚岛上的鸟类能决定的。我想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因此需要开始把世界上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呈现给大众,而不是只作为胆囊专家和新几内亚岛鸟类专家写作。

这两个事件让我决定开始撰写面向大众的书籍。这些书讨论的是公众会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决定我的儿子们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所处的世界的状态。就这样,我踏上了写作之路。

《枪炮、病菌与钢铁》研究的是我最先在《第三种黑猩猩》中讨论的几个问题之一,也是晚近的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一万年间,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发展得如此不同?例如,为什么那些聪明的新几内亚岛岛民最近还在使用石器工具,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美洲原住民或非洲人在最近几个世纪崛起并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方?有一种种族主义的解释,大多数欧洲人在不久前还在相信,许多欧洲人至今仍然坚信,那就是欧洲人比其他人种更聪明。但是,欧洲的种族主义者从未给出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我自己的经历是,尽管新几内亚岛岛民使用石器工具,但他们总体上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这一说法比我之前写过的任何内容都要激怒我的一些欧洲读者。

不同于种族主义解释,《枪炮、病菌与钢铁》表明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上的不同历史轨迹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然环境不同:首先是各大洲在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方面的差异,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陆轴线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异。《枪炮、病菌与钢铁》解释了这样一些过程:农业只独立发源于世界上的部分地区(包括中国但不包括欧洲),农业带来了金属工具、文字、中央政府等多方面的发展,使一些族群有能力征服另一些族群。中国读者可能会对书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感兴趣,包括水稻、猪和蚕等驯化动植物的起源,以及这些中国的创新产物向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偏远太平洋岛屿传播的过程。[db:内容]?